宋朝的清平生活
普通人无权拥有
从宋代士大夫将宋朝比拟“三代”，到陈寅恪提出中国文化“造极于赵宋”，再到今天中国人对宋代生活方式的推崇，“宋代”已经成了一个“文化IP”，其服饰、茶艺、饮食、家俱、瓷器、书画等美学形式，与当下城市中产的生活方式似乎非常契合。问题是，这个“清平乐”一样完美的理想，存在过么？宋朝真的事事远胜前代，还是后世的巅峰？宋史学家邓小南在《祖宗之法：北宋前期政治述略》中指出，宋朝的“祖宗之法”，既包含着若干“做法”也包含着各种“说法”，呈现为一个“话语的集成”，由“涂抹”、“层累”和“叠加”而形成。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 / 2014-11
（2）当下的官吏总数，是治理国家实际所需的三倍有余。（3）景德中期，国家每年的财政收入是4721.1万匹贯石两，财政支出是4974.89万。（4）庆历八年，国家每年的财政收入增长至10359.64万，财政支出增长至8938.37万。据此，包拯向官家宋仁宗提出了一个问题：纳税户口“有常数”，并没有多少变化，土地的产出甚至还不如以往，但朝廷的财政收入却增长了一倍有余，为什么？包拯接着说：近些年朝廷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，朝廷在正税之外玩起了“折变”之类的把戏，以临时需要的名义改征其他物产，原定交麦子的折变成交布帛，原定交丝绸的折变成交大米。比如江淮两浙的赋税，本来该交小麦，每斗小麦折税34文，发运司衙门却要求以小麦折钱，每斗折钱94文，民众的负担变成了原来的三倍。再如陈州遭灾后，政府下令将交小麦变更为交铜钱，每斗小麦折税100文，再加上脚钱、头子钱、仓耗钱等，一共是140文，而当地市场上的小麦每斗价格是50文。《清平乐》之前，宋仁宗在影视剧中存在感不强，在《包青天》与民间传说“狸猫换太子”中也配角。包拯说，这些做法是二倍、三倍地“诛剥贫民”，是在搞“重率暴敛”。他问仁宗：“日甚一日，何穷之有？……输者已竭，取者未足，则大本安所固哉！”如此一天天地聚敛，何时是尽头？受剥削者已被抽干，搞汲取的人还不满足，国家根本还要不要？包拯所言，并非一时的个案，而是宋仁宗时代乃至横跨两宋的常态。宋史学家曹家齐指出，宋代以“祖宗家法”为核心的“盛世说”乃是宋代士大夫建构出来的，它来自统治阶层对社会现实与政治现实的需要，寄托了士大夫的理想，但它最终成为了南宋的束缚，使南宋朝廷“一次又一次地在关键时刻错过和放弃改作的机会，并最终关闭通向变革图强的大门”。中华书局 / 2018-9用朱熹的话来说，是“祖宗创业之初”有很多事要花钱，老百姓承受的负担“比之前代已为过厚重”，且“古者刻剥之法，本朝皆备”，历代盘剥百姓的手段，都被我大宋继承了下来并发扬光大。南宋人李心传也说，宋太宗时的财政收入已“两倍唐室”，是唐王朝的两倍,之后“月增岁广”，政府收入一年比一年多，民众负担一年比一年重。陈舜俞是庆历六年的进士。在他眼中，宋仁宗时代是一个民生凋敝的时代。他在给宋仁宗的一道奏疏中，总结了民生困苦的主要原因，具体而言是八项盘剥：“今天下之赋五：曰公田、曰民田、曰城邑、曰杂变、曰丁口。天下之禁三：曰盐、曰茗、曰酒。生民之衣食，举此八者穷矣。”所谓公田，指的是租种朝廷的土地要缴纳地租。这种地租在字面上比租种私田要低，但佃户常年受到官吏的敲诈勒索，实际负担远远超过了字面上的地租。宋神宗熙宁年间，朝廷掌控的公田为447000公顷，超过了全国垦田数的十分之一；宋仁宗时代的比例，应与之大体相仿。换言之，朝廷是北宋最大的地主。所谓民田，指的是民众耕种自家田地，需要向朝廷纳各种赋税。前文里包拯与刘挚提到的“折变”，其重灾区即是民田。折变之外，还有一种“支移”，也是北宋自耕农们闻之色变的盘剥项目。所谓“支移”，顾名思义，指的是民众不但必须缴纳田赋，还须自费将田赋运送到需要粮草的边境州郡。与折变一样，支移也成了政府增收的一种常规手段，与边境州郡是否有粮草需求，并无必然关系。因为路程遥远，民众往往选择携带银钱前往目的地，再在当地购入粮食交差，而非直接将粮食运过去；甚至还出现了边境州郡向内地郡县支移粮草的咄咄怪事。北宋中晚期，政府为了进一步创收，又对支移做了改革，将民运改为官运，转而向民众收取“地里脚钱”，于是就出现了粮食并不出境、但人人都要缴纳“地里脚钱”的荒唐之事。宋哲宗元祐元年，吕大忠担任陕西转运副使，即以支移的名义，命令辖下民众每斗田赋“纳脚钱十八文”——陕西与西夏接壤，乃是支移的输入地，根本不存在将粮食运出去的费用。据包伟民研究，以宋代城市人口密度之高、地价之高、物价之高、粮食之短缺、瘟疫之多、火灾之多，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，实在不能说是最适合穿越的朝代。/中华书局 / 2014-7-1
所谓城邑，指的是城市居民需要缴纳宅税、地税、茶课、盐课等杂税。北宋征税面之广前无古人，民众日常生产、生活中的所有物品，几乎都在征税之列。盖房子要征税，娶妻嫁女要收税，出远门读书路过税卡，随身携带的铜钱、铁钱也要纳税，甚至连农具也要收税，且是附在田赋之中每年按亩征收，不管有没有购买新农具。倒是纸币一般不征税，因为政府很喜欢随意发行纸币来满足财政需要。所谓杂变，指的是各种稀奇古怪的税种，政府需要牛革了就下文件向民众征收牛革，需要箭杆了下文件向民众征收箭杆，极为随意。据《宋史.食货志》，此类物资合计有四、五十种之多。杂变的本质，是权力的不受约束。用欧阳修的话说，就是“制而不足，则有司屡变其法，以争毫末之利”，正常制度下的收入不够用了，政府部门就随意制定政策去盘剥百姓。所谓丁口，就是人头税。宋真宗时代，两浙、福建、荆湖、广南等州的人头税收得特别狠，使得当地百姓不敢再养儿子，“民有子者或弃不养，或卖为童仆，或度为释老”，生了儿子或是抛弃，或是卖掉，或是送给寺庙。所谓盐、茗、酒，则是指北宋对食盐、酒、茶、矾和香等商品实施“禁榷”，也就是搞国家垄断。垄断方式主要包括：（1）官产官运官卖；（2）由官府掌控货源卖销售许可证给私商；（3）由民间生产，必须集中卖给官府，再由官府卖给民间。权力部门与利益部门挂一块牌子的结果，是北宋政府在执行禁榷垄断政策时，有一种异乎寻常的“积极”。北宋中期，汴京有正店酒户70家，每年要用掉造酒之米30万石，这些酒全部得向政府购买“官曲”才能酿造。为了牟利，北宋政府的一贯做法是多造酒曲，再摊派给酒户，根本不管酒户是否能把这些酒卖出去，于是就出现了酒户“蹶产以偿”的普遍问题，很多人把家产全卖了也还不上欠政府的酒曲钱。直到宋神宗时期，周直儒上奏说：政府摊派的酒曲太多，酒曲多，酿的酒就多，酒价就要下落，酒户亏本破产，政府卖酒曲的收入也就一年不如一年。他建议每年酒曲配额以180万斤为最高额度，闰年可增加15万斤，同时每斤酒曲提价约 20%。但后来发现，180万斤的额度仍然太高，汴京酒户依然无法盈利，政府又不得不降至150万斤；150万斤仍然太多，又降至120万斤——在宋仁宗时代，这个额度曾高达222万斤。这意味着：北宋政府利用自己的垄断权力，完全无视汴京人民的消费能力，超发摊派了差不多一倍的酿酒配额。所以，清代史学家赵翼认为，就酒类垄断一事而言，“未有如宋之甚者”。历史学家梁庚尧在《南宋盐榷》中分析了南宋食盐政府专卖制度，这些制度沿袭自北宋，呈现出高度垄断、与民争财的面相，从盐政可知朝代之兴替。
食盐垄断也是类似的问题。北宋联金灭辽后，收回了燕云十六州的一部分，将原北宋境内的盐法也一并移植了过来。在辽人统治的时代，当地“每贯四百文得盐一百二十斤”，也就是11.6文钱可以买到1斤盐；北宋接收该地后，启动食盐专卖政策，“每斤至二百五十文足，或二百八十文足”，将盐价提升到了250-280文钱一斤，足足是之前的20余倍。指斥了上述八项盘剥政策后，陈舜俞在奏疏中直接否定了宋仁宗治下的民生：“今夫取民之财可谓悉矣。一夫之耕，获者在田，而敛者在门。匹妇之蚕，织者在机，而征者在屋。天之所生，地之所产，苟可以衣且食者，皆为犯法禁，何民之不穷也！”朝廷盘剥百姓财富可以说是用尽了手段。粮食在地里还没熟，征敛者已经上了门；布帛在织机上还没完成，汲取者已经进了屋。天地所生的东西，凡是可供百姓吃穿的，都变成了朝廷所有，由朝廷垄断控制，民众怎么可能不穷！宋代的差役，不同于徭役。徭役一般是指百姓必须出人力物力去修城、筑堤、疏河、造桥。差役则是为官府运送物品、看管府库、督收赋税、追捕盗贼……总之就是州县衙门里的任何苦力活，都可以免费摊派给地方百姓。遭到摊派的百姓，以工作内容不同作为区别，有衙前、乡书手、承符、弓手、散从、壮丁……等许多名目。这些差役不但强迫民众脱离生产，还要求民众必须付出钱粮来维持工作的运转（比如押送纲运要自备路费，还得包赔损失），最后往往闹到破户败家。宋英宗治平四年，司马光在劄子里专门批评过衙前差役对百姓造成的巨大危害。他说：朝廷以民间百姓恐惧担任“里正”的缘故，设置了衙前的差役；为避免劳逸不均，还规定了衙前的差役如果出现了缺口，就从各乡当中选择“物力最高者”，也就是最富有的人家作为补充。但这项政策的结果却是：“到今已逾十年，民间贫困愈甚。”衙前变成一种乡镇百姓人人惧怕的差役，是在宋仁宗时代；司马光说“到今已逾十年”，指的正是这项负担的普及始于仁宗朝。认为宋代政治开明者，常常会提到宋代的言路足够开放，士大夫可以大胆议政，正如包拯、陈舜俞、司马光等直斥时弊的奏疏。但细究起来，宋代的“言路”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。邓小南认为，言官能够独立进谏的机会，即便在宋仁宗庆历新政期间也不是寻常，言路受到干预才是常态。《文书·政令·信息沟通》，邓小南、曹家齐、平田茂树 主编 / 北京大学出版社 / 2011-12为什么衙前会让民众陷入普遍贫困？司马光以自身见闻做出了解释：自从朝廷设置了“乡户衙前”这项差役，百姓“民益困乏，不敢营生”。富人必须要承担衙前的苦差，日子还不如穷人；穷人见了衙前之役这么苦，也不敢寻求致富。臣我曾到过一些村镇，见到村民们的生产工具和生活条件都很差，就问他们缘故，他们一致说是不敢求富。只要多种一棵桑树、多养一头耕牛、储蓄上两年的粮食、积攒上十匹布帛，就会被周围的人当成富户，然后被推举去承担会导致破户败家的衙前之役。至于买田造屋这种事，就更不敢想了。衙前之役让百姓两害相权取其轻，甘于贫困而不敢求富，是宋仁宗时代士大夫们的一种普遍观察。我在凤翔做官，“见民之所最畏者，莫若衙前之役”。按朝廷规定，家产满二百千的家庭，就可以被征去衙前服役。但凤翔这些年来，被征来服衙前之役的百姓，极少有家产超过二百千的。从锅碗瓢盆算起，家产连二百千都不到，“则何以为民”，他们要怎么活下去呢？连家产不足二百千的百姓都被拉去服衙前之役，可知民众已经穷困到了何种地步！大略同期，郑獬也写过一个奏疏，专门讲述家乡安州的百姓，如何被差役弄得民不聊生：当地服差役的人家“类多贫苦”——都是些穷苦人。每次征召衙前，州县就派人来估计每户资产，够二百贯就会被选中。家中的鸡狗簸箕笤帚刀具绳子等，只要值一文钱，都会拿来补足二百贯之数。去服衙前之役的人，得先在吏胥们身上花费上百贯钱，才能得到正经的相待；然后被派去押送纲运进京，或者转往别处，一次动辄就要耗费三五百贯钱。管理酒务的衙前差役最惨，主管一回就要耗费一千余贯钱（可参考前文提到的酒类官营情况），且没有任何报酬，“以至全家破坏，弃卖田业，父子离散，见今有在本处乞丐者不少”，许多人卖了田宅也补不上这个窟窿，只好去做乞丐。纵使第一轮衙前之役还能剩下些“小家活”，长不过一年，短不过一两个月，又会再次轮到，总之是“不至乞丐，则差役不止”。而且，一个壮丁被抓来做衙前，往往既要负担场务管理，又要负责纲运押送，还有应付本州的各种临时差遣，他分身乏术，于是只好自己去押送纲运，让家人替自己去看管场务、应付州县，“是一家做衙前，须用三丁方能充役；本家农务，则全无人主管”，某个家庭一旦被选中做衙前，至少得出三个壮丁，自家农活就完全顾不上了。包伟民认为，宋代的赋税制度有一个明显的“地方化”过程，在总体上呈现了一个中央集权与地方无序并存的局面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/ 2011-3-1
郑獬的观察，与司马光“行于村落”访谈得到的讯息，是完全一致的。郑獬说，安州现在的风俗，是“为生计者尽不敢满二百贯”，没有人敢勤劳致富，没有人敢将家产提升至二百贯，因为到了这个水准，就要被弄去服差役，然后就要家境败落，沦为乞丐。于是，宋代百姓“虽岁丰谷多，亦不敢收蓄，随而破散，惟恐其生计之充，以避差役”，即便丰收了，也不敢储蓄，会立即将之消耗掉，惟恐家产超过二百贯。这样就变成了恶性循环：“民愈贫，差役愈不给，虽不满二百贯，亦差作衙前。”民众越来越穷，官府的差役越来越找不到人，即使家产不满二百贯者，也会被抓来充当衙前差役。衙前已是如此可怕，但这仅仅是北宋民众所要承担的诸多差役的一种。散从、弓手与手力们负责月巡，对物品遗失要承担赔偿，对盗贼出没要承担抓捕；负责接送人与物，远者可达四五千里，要自备衣装粮食与路费；负责催收税赋，要自己负责填补窟窿……这位官家对衙前差役之祸，其实心知肚明。早在景祐年间，韩琦就给宋仁宗写了奏疏，：州县生民之苦，莫过于“里正衙前”。为了规避这种苦，“有孀母改嫁，亲族分居，或弃田与人，以免上等，或非命求死，以就单丁。规图百端，苟免沟壑之患”——民众不惜让丧夫的母亲改嫁、不惜和睦的亲族分居，不惜将田地送给别人以减少家产，甚至不惜自杀以让家庭成只剩一个壮丁。这些极端做法，都是为了逃避衙前差役带来的家破人亡。但朝廷无意改革。范仲淹的庆历新政，曾试图整顿官僚集团和军队，减少冗兵、冗官带来的财政压力，进而舒缓民生，结果却因损害了既得利益集团而被指责搞“朋党”。在宋仁宗看来，民生困苦不会直接影响皇权稳固，但朝廷汲取能力的削弱与官员的结党，才是仁宗眼中最大的危机，所以他随后就撤掉了对范仲淹的支持。再后来，宋神宗变法期间，为了将家产合格的民众找出来服差役，朝廷又发明了“手实法”，鼓励民众告发邻居。宋朝的“清平乐”，这些每天过得胆战心惊、人命如韭的百姓，何曾享受过？
《包拯集》卷一《论冗官财用等》、卷七《请免江淮两浙折变》、卷七《请免陈州添折见钱》。李伟国，《宋代财政和文献考论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年。周宝珠，《宋代东京研究》，河南大学出版社，1992年。王瑞明，《宋代政治史概要》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，1989年。